这项新规，8月1日起施行！

中国由战争年代进入和平年代，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到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由主要领导战争到领导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国家和地方的工作方式都需要尽快实现历史性的转变。

相关报道参见陈煜儒: 《首都机场高速路收费案: 信息公开条例需细则完善》，http:/ /news. xinhuanet. com/legal /2008 － 07 /01 /content _8469384. htm; 秦旭东: 《北大教授申请公开高速公路收费信息》，http: / /www. ogichina. org /newsinfo. asp? newsid = 135。其一，作为广义的或实质意义上的政府或者政府活动，其在适用第37 条时，在不予公开方面究竟有怎样的不同于前36 条的特殊性。

因为在《条例》整体运行中，应以前36 条适用优先为原则，在无法排除第37 条适用范围时才适用该条。[22] 再次，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语句，是说明上述公共企事业单位作出的公共活动，是具有外部性的活动，即该类活动不能仅停留在企事业单位自身内部的经营活动范围之内，排除了内部单位管理性质的活动，而将这类活动与其服务对象之间的联系表现出来。其次，申请人向公共企事业单位提出了申请的，如该信息已经提交给相关行政机关，即已经由政府获取的，则该被申请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可以自行公开，也可以向申请人告知该信息已经提交的具体行政机关，同时将该申请转交该行政机关。对此，依然可以沿着上述的主体类同和职能类同的两个解释路径进行分析推演。这些规定与《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法》第5 条规定的不予公开的信息内容基本一致。

这些定语的构成内容对信息作出了怎样的限定，需要与前36 条条款一同进行分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供水、供气、供热等公用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实施办法》设定的信息公开义务主体是供水、供气、供热等公用事业单位（ 企业）（ 第4 条），直接与《条例》第37 条规范的公共企事业单位相一致。在行政给付领域，程序保障机制的缺乏以及任何对正当程序保护的削减，都可能损害到各类社会弱者的物质帮助权，也会带来行政权的恣意及行政自由裁量的不受控制。

[21] 行政机关告知义务的实现，一方面需要行政机关对行政给付的实体法和程序法都加以广泛宣传，让普通公民和社会弱者广泛知晓具体的国家生存照顾的政策性规定以及申请资格的基准。正当法律程序   行政程序是行政法控制行政权力的重要方式。通过后续调查，一旦证实社会弱者能够自食其力，行政机关即可以中止对申请人的行政给付。[13]政策规定本质上就是政府红头文件，并不能作为行政执法的依据。

行政相对人有权委托律师代为参加听证。[12]各种行政给付的具体程序应由有关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至少应由统一的政策规定。

另外，行政机关还要承担行政给付政策的告知义务，这主要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的途径来满足社会弱者的政策知情权。[23][德]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页。当然法律对服务行为也不是绝对无程序要求，许多服务行为也应遵守最低限度的正当法律程序。[22]适用简易程序也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行政恣意以及不确定的行政自由裁量，所以，行政给付程序在注意保护当事人个人隐私的同时，要采用公平、公正、公开等行政程序原则，以抵消简易程序的缺陷。

[27]《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27条第4款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福利行政并没有充分享受到《行政程序法》所规定的程序保障水准，这乃是福利行政的现状。[7]唯一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为地方政府规章，其第54条将行政给付列为行政执法的方式之一加以调整，但仍然缺乏行政给付程序的特别规定。三是期待我国未来的《社会救助法》的出台，将行政给付的实体和程序统一到该法当中。

但根据我国立法传统，意味着行政给付行为听证程序可以结合其行政给付行为的特质，可以在未来的《社会救助法》中设置专门的、有别于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的听证程序的启动条件、组织程序。复杂冗余的行政程序本身是一种行政成本的投入，行政给付程序应区别对待各类行政给付的申请对象，对于一些社会弱者身份易于确定的，以及需要及时救助的对象，应考虑通过简易程序进行。

公民的物质帮助权利是我国公民的宪法性基本权利之一（《宪法》第45条）。然而，行政机关的行政给付不是随意的对社会弱者的施舍与恩惠，而是政府对公民社会基本人权的积极保障措施和最低生存照顾。

设置行政给付简易程序的目的是适用于行政相对人社会弱者的身份易于确定，行政相对人救助的紧迫性。保证听证主持人中立性的程序性控制。与侵益（干涉）行为不同的是，行政给付行为属于政府的积极行政行为，传统的无法律、无行政的依法律行政的规则必然导致政府的消极不作为，从而会带来公民给付请求权的丧失。听证权利能够使处于官僚组织外部的人渗入官僚组织，能够推动行政机关制定可理解的、统一的政策，能够使请求国家提供福利保障的人感觉到拥有了某种权力。  四、行政给付的正当法律程序 正当法律程序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之一，与侵害行政行为一样，行政给付的程序性设定同样要遵守正当法律程序。[2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8条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起诉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社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费等案件，可以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书面裁定先予执行。

社会行政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1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1～33页。[日]南博方：《行政法》，杨建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17]依职权启动行政给付程序的，可能伴随着侵害行政行为。以此确保退伍军人对补助的合理期待不受挫伤。

如果其落实没有有效程序的保障，最好的实体权利也没有什么意义。[19] 听证的作用不只是给行政相对人提供表达意见和行政参与的机会，而且是使行政机关能够了解并且认真考虑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其中特别是行政相对人有关事实的陈述。

  摘要:  与给付行政不同的是，行政给付行为是一种单方的、授益性的具体行政行为。我国现行法律没有统一的《听证程序法》，听证程序也散见于少数单行行政法中，且多集中在干涉行政行为的行政程序中。[12]姜明安版《行政程序法（试拟稿）》第76条规定，行政给付项目由法律、法规和行政规范设置。法律对服务行为的程序要求则较为宽松，如在紧急情况下对行政相对人，特别是对弱势群体提供特定服务，可省略某些事前程序。

  三、行政给付的设定权限 根据法律保留原则和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给付行为由法律、法规、规章加以规定是没有任何争论的。给付行政系基于行政任务视角的行政法学概念，多为德、日、台湾地区学者使用。

本文下述的行政给付程序从社会救助法的角度，对各类社会弱者通用的行政给付程序作共性分析。[15][德]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页。

但令人不乐观的是，行政程序法典的制定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立法过程。给付抚恤金仅是行政给付行为的一种，需要对该条款作扩大司法解释。

申请程序不宜过于复杂，要考量行政效率，因为行政相对人属于社会弱者，情势危急，如果申请周期过长、申请程序过于复杂，往往会造成当事人错失申请资格。[5]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40页。行政给付的变更、废止等。但行政给付行为的设定能否以政策性文件加以规定，这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

尽管从2005年开始，《社会救助法》就已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但至今仍未通过。[14]行政给付设定权的分歧主要在于行政给付适用法律保留原则的严格程度。

另外，国会的监督也是积极有效的，国会的个案调查工作无处不在。行政机关的调查权应贯穿到申请人的整个生活状况。

行政给付作为一种单方授益性质的具体行政行为也不例外，相关的程序性规定也散见于各类单行法、法规、规章乃至政策性文件当中。[20]姜明安教授的《行政程序法（试拟稿）》第78条具体规定了行政给付的听证程序。